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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要闻

中共干部在新疆对维吾尔女性的性虐待:受害者亲诉遭遇

凯丽比努尔现在逃亡欧洲成了难民,她决定打破沉默,向《寒冬》讲述被派遣住进新疆维族人家里的汉族“亲戚”的真实情况。

 

作者:鲁思·英格拉姆(Ruth Ingram)

 

圖為凱麗比努爾·西迪克。出於人身安全原因,她沒有露出真容
图为凯丽比努尔•西迪克。出于人身安全原因,她没有露出真容

 

 

凯丽比努尔·西迪克(Qelbinur Sidik)是少数亲眼目睹所谓的“教育转化”营实施暴力、酷刑和虐待等行径并为之作证的,逃离新疆的维吾尔人之一。他们还证实,中共奥威尔式的政治所构想的不仅是这些措施,还包括镇压中国西北地区人民的一系列荒诞策略。

 

其中一个策略是“结对认亲”,这是一项强制措施,要求百万中共干部住进维吾尔人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睡、同劳动、同学习。直到今天,每个遭受残酷虐待的女性,不管老幼,心灵都被深深的恐惧所占据,甚至在一些人的心里,对强奸和性虐待的惊恐挥之不去。

 

凯丽比努尔身心饱受摧残,自从几个月前逃亡到欧洲以来,她一直试图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她本人曾在一处教育转化营任教,因不堪心理重负,急切要将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而逃了出来。

 

去年12月,她奇迹般地摆脱了噩梦。尽管困难重重,她还是想办法拿回了自己的护照到国外治病,但条件是她丈夫留在国内,她保证马上回国。

 

但是所遭受的痛苦深深伤害了她,她无法说服自己回国。初到海外的她惊魂未定,满腹忧伤。三年来所经历的事情令她瘫软无力,头几个月她本可以与人自由沟通,却始终开不了口。但是为了去掉心头的一块石头,她开始开口说话。一位亲戚告诉她,真主已经饶恕了她,让她把遭遇说出来,但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应该从哪儿说起,说出来有没有人相信。

 

在新疆,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讲述亲身经历,而对于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的每一个证据,提出的每一个猜想、推测,中国政府都第一时间予以否认,理由是这些学者和研究人员没有在那里住过,也没有亲眼看到(维吾尔人)指控中共政府的事情发生过。

 

但是,凯丽比努尔亲眼目睹了一切。从陈全国2016年在西藏卸任开始铁腕治疆、荼毒生灵后,她看到维吾尔人被吓得唯命是从,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变成了只为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汉族游客来“异国风情”十足的西北地区度假的一道风景线。他们的宗教信仰变成了金杯毒酒,哪怕有生命危险他们也要喝。

 

凯丽比努尔开始局促地公开谈论自己的经历,每一次复述,苦难都彷佛发生在昨天。

 

随着陈全国收紧手中生杀予夺的绞索,各种戏剧般的事态就此展开,变化非常微妙。一个人凭空消失,一个星期后可能再次露面,在一周一次的例会上背诵供词。当人们谈到谁家的儿子或男性亲戚时,可能会开玩笑地说“他去学习了”。这些失踪的人可能对升国旗从来都不感兴趣。但渐渐地,学习“逗留”的时间悄然加长,要求民众参加“免费体检”的“建议”变得更加具有强制性,带刺铁丝网越来越具有威胁性,而贴着封条、加了门锁、空无一人的房子成了常态。拿着写字板、戴着胸牌的政府官员和一些穿着打扮五花八门的人成群结队地穿梭在住宅区的大街小巷之间,行色匆匆,他们手里挥舞的东西刚开始是斧头柄,然后换成棒球棍,再后来变成古人用的长枪长矛。还有一些人手里攥着小红旗在街角站岗。

 

他们普遍被告知,新疆正处在“战时状态”,必须要保持警惕。

 

在这个新的管理机制里,害人的“结对认亲”计划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无论去到哪里,都有几百万个监控摄像头对准你,到处都有面部识别、语音识别和步态识别系统,机场安检和身分证查验,手机被强行安装监视应用程序。彷佛嫌这些还不够,中共突然又心生一计,它要监视到每个人家里的情况。如果每个维族家庭都有一个汉族“亲戚”上门和你同住同睡,教导你,还要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和每一个心思,那会是什么样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组织了一百万名党员干部组建第二阵线,同化政策步入一个新阶段。

 

常规假日五一劳动节在新疆已经变成了“全国民族团结日”,从2016年开始将各民族的饮食、舞蹈、烹饪等活动并在同一天举行。政府工作人员开始与村民结对,目的是防止“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大恶势力’破坏活动的瘟疫”蔓延。

 

2017年5月,政府官员宣布一项新计划,各民族庆祝活动为期一周,美其名曰“五同”。

 

凯丽比努尔继续讲述她的遭遇:“我们被要求与当地政府派来的汉族干部‘同住同吃同睡,同劳动同学习’。维吾尔女性必须配一个汉族男性干部‘亲戚’,而维吾尔男性必须配一个汉族女性‘亲戚’”。

 

她说,“起初,他们告诉我们,每三个月我们必须同住一周,但很快就增至每月同住一周。这个安排让我非常震惊。同劳动,同学习,同吃,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我们必须和他们在我们的家里同住同睡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凯丽比努尔开始怀疑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同化。她痛苦地说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安排,无权反对。”

 

2017年12月,中共政府证实了这些决定性变化的实质,宣布推出“民族团结结亲周”,扩大“认亲”计划,强行将100万中共干部结对并安排他们住进与他们结亲的家庭,从此这些家庭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戚”。

 

每三个月,这些家庭不仅被勒令与汉族来客同住同吃同学习一周,而且还要欢迎这些人走进他们的家、他们的心,不要有任何抱怨。反抗是没有用的,而且还被视为颠覆政权。很快,安排变成了每月一周。

 

凯丽比努尔在海外关于“认亲”的陈述与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的报道大相径庭。报道称,各族人民“通过民族团结活动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村民则热烈欢迎那些不请自来的“来客”,在四名“亲戚”空降之前“整理房间,在家里生起了火”。有村民甚至安装了新的电源插座,还在厕所外面为四名政府工作人员准备了新的卷纸。据《环球时报》报道,“许多村民在得知他们的‘亲戚’来访后忙着打扫房屋、准备被褥和熟食”,甚至还‘流着泪’说舍不得政府官员离开。

 

但是凯丽比努尔的陈述却是另一个版本。

 

她丈夫56岁的老板及其妻子成了他们的“亲戚”。老板有一个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老板和他老婆一起来,但他老婆以不想增加凯丽比努尔的负担为由后来就不来了。

 

据凯丽比努尔观察,他的整个目的就是想爬上她的床。下流的话、暗示的话一句接着一句,他暗示她丈夫提出让“亲戚”“亲他的妻子”,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取暖”的要求,她丈夫害怕拒绝他会丢掉工作甚至更糟糕——被送进另一处教育转化营,只能可怜地陪笑,而“亲戚”的“玩笑”更是得寸进尺,凯丽比努尔并没有反抗,只是一次次地婉拒了他。

 

针对这个问题,她好几次用维吾尔语跟她丈夫吵了起来,指责他不挺身保护她,并告诉丈夫,如果让她跟那位“亲戚”睡觉,她一定会“杀了他”。每次争吵都被那位汉族人打断,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就会为他们的争吵编个理由,继续面带笑容由着他做真正的亲戚可以做的任何事情。她说:“既然他是亲戚,亲我、抱我、坐在我身边自然合情合理,我们没有办法。”

 

每个星期,她都觉得透不过气。“亲戚”会当着她丈夫的面摸她的脸,告诉他们他有多喜欢维族的饮食和女人。由于她丈夫不懂普通话,“亲戚”坚持只和她说话,假装很感兴趣的样子让她教他怎么做饭,怎么用刀,怎么使锅,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厨房里独处。她说:“趁我做饭的时候,他会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对我进行性骚扰。”她描述他如何利用她丈夫不在的机会抱她,抓她的手。

 

她说:“如果我敢表示不同意,他会责怪我不喜欢他。他会不断要求我跳舞给他看,或者跟他一起跳舞,有时还要我去他房间睡。如果我丈夫不在,他会变得非常过分,令人作呕,但每次我都有办法拒绝他的主动,没让他得逞。”

 

他会狡猾地一点点套他们对政治、宗教信仰和中共的想法和看法。她回忆说:“他从来不直接问我们是不是穆斯林,有没有祷告。他像一只狐狸一样。我们不得不一一予以否认,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以免犯错。”她很害怕他问到猪肉,所以早已准备好了答案。如果他坚持的话,她将不得不笑着吃下去,但是她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说鸡肉和猪肉肥腻,吃了想吐。她说,“但是他非常狡猾,绞尽脑汁套我们的话。”

 

尽管如此,凯丽比努尔觉得她的情况比南疆的女人情况要好。南疆大部分男人都被关进了教育转化营,那些家庭的女人和她们的女儿很容易成为远离妻子的汉族男人下手的猎物,一些汉族男人有时离家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她有一个朋友在一个偏远村庄工作,下班回到住着8个从内地派来的汉族干部的家里。一天晚饭后,她说这些所谓的志愿者在试图教村里的孩子说汉语时虐待、殴打孩子,这种事发生了好几回。

 

但与随后发生的事情相比,这算是轻的。当党员干部习惯性地聚在一起交流经验时,这些汉族男人对自己晚上与村里的姑娘发生风流韵事而飘飘然。凯丽比努尔说:“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的朋友他们强奸了这些女孩,但他们回到家把这些女孩比作‘乖乖听话的美人’那副陶醉的样子,不言自明。”她的朋友告诉她,那些男性“亲戚”说起一个晚上将所住人家的几个女儿轮流带上楼睡觉却无人反抗时,就心花怒放,得意洋洋。凯丽比努尔替她们抱打不平,她痛苦地说:“她们能怎么反抗?她们的父母和兄​​弟全被关进了教育转化营。他们没有能力赶走这些人,同时害怕自己也被抓走。”

 

在“结对认亲”计划下,性骚扰和强奸事件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后来发生每三名维族女性组成一组,由一个汉族男性“亲戚”提供保护这种事。但是据凯丽比努尔所知,这个计划一直没有推广到南疆。她说:“我想都不敢想那些可怜的女人后来还遭遇了什么。”

 

至于凯丽比努尔本人,虽然在欧洲很安全,但并不是无人滋扰。尽管办理了为期六个月的签证,但她到欧洲一个月后便开始接到中国警方和她任教的学校打来的电话。他们会缠着她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去那儿的时间还不够长吗?”今年2月,她被告知如果3月1日还不回国,她的抚恤金将停发。那段时间,她接到丈夫怒气冲冲打来的一个电话,告诉她就是因为她,他受够了当局的死缠烂打。5月份,怒不可遏的丈夫再次打来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按照伊斯兰教法律与她离了婚。他大吼,“你不是我老婆了!”警察和计生办工作人员总缠着他不放,追问她节育环的事。他忍无可忍,想摆脱她。

 

然后就在两周前,那位计生办工作人员突然打电话给她,追问节育环的事情:环放在哪个部位?哪家医院给她上的环?有没有上环证的复印件?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上环证放在哪儿?现在是否还戴着环?如果没有戴,何时何地摘下来的?哪家医院摘的?更重要的是,哪个医生敢擅自摘环?

 

她知道,她若如实回答这些问题,很多人将会受到牵连,摘环的医生们就会被关进教育转化营。她搪塞着这些问题,挂断了电话。“我始终躲不过他们”,她烦恼地说道。

 

凯丽比努尔还要继续生活,和其它几百万维族女性一样,这些野蛮的计生措施给她造成了终身创伤,对于她而言,从上环的第一天开始她就痛苦不堪。寝不成寐的一个个夜晚,漫长痛苦的一个个白天,往事历历在目,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目前,她正在写一本书。她说,只要能为她不能承受之重的记忆增加一点分量,她就永远不会停止发声,将中共一心想隐藏的秘密告诉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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